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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精神与任务

分享按钮 日期:2017-12-13 浏览:454 作者:胡泳 来源:商界评论

  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渙散的年代。表面上,大家都在追求关于“无序”的认知统一,甚至不惜把“管理”作为张扬自己具有“改变一切”的决心的工具。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张扬只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做出的应激反应。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又显得缺少信仰。以至于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一边高谈阔论管理新思维。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管理几乎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信仰。它不但被客体化,还被当作了神圣之物。

  近一个世纪以来,“管理”的命运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它在一种被称为“人”的媒介中存在。从曾经将“人”视为可以接受统一指令的原子,到“人”在尼采的召唤下回归,人的天性(善与恶,美与丑)被信息技术彻底释放。但人与人之间到底是如何形成团体的?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术思维,以心灵互不相通,与外界隔离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团体;还是借助于心灵或者可以强化心灵沟通的信息技术,用合作的思维,时时保持对彼此的关注,对外界信息的不断内化?从管理的变迁可以窥探一二。

  管理的精神

  这里的“精神”强调的是人可以认识并改变世界,但又必须要承认能力的局限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个体的人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认识个体的存在,则必须将个体从组织中解放出来,或者说将个体置于组织语境中进行考察。而管理的精神即是在时代的背景下,不断利用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手段,让个体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

  人只有恢复了精神,才能通过感知和分析进行自我学习。一如我们曾经对管理做出的全新定义:“管理是一种流模式,是人类求知的卷展过程。管理没有目标,或者说是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目标,它是一个目标自生成和自我进化的系统。”

  改变世界的修道院

  管理到底来源于何处?很多学者喜欢把这个问题推到军队管理中。比如,如何加强横向协作,如何制定战略,以至于现在的管理术语还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但军事场景应用单一,且军队的社会化属性很弱,并非组织管理的最佳样本。

  相比之下,同样是社会化属性很弱的另一个团体更适合成为管理样本。因为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主动转变为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这种转变完全符合我们当下追求的技术改变组织思维的路径,并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转变样本,那就是修道院。

  罗德尼·斯达克在《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中明确提出“新技术促进了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出现,最后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促进新模式出现的这个人,叫本笃。

  修道是苦行、归隐的意思。为了抵抗自然的侵害以及满足苦修的制度要求,修道士们必须以某种形式组织在一起劳作,他们完全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从种地、打铁到染色,修道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并在本笃的推动下,实现了组织化和制度化。

  由于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修道院成为了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有实力的大修道院拥有诸多小的修道院,呈现出早期的集团模式。并且开始在自己的土地或者庄园上进行社会实践。有历史学家指出,它“不再是传统修道院制度所设计的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综合体,有教堂、工厂、仓库、办公室、学校、养老院,所有的食客、工人和仆人都住在那里,就像是古代的寺庙之城。”

  在庄园逐渐城市化之后,修道院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进步,以及更多复杂的管理职能。唯才是举取代了世袭制,以保证修道院的长期计划得以实现;现金交易取代了以物易物;信用伴随着现金交易出现。而在修道院内部,除了少数从事宗教礼仪的僧侣之外,其余的人都担当起了各级管理者的角色。在经济发展上,修道院把获取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随着收入的增加,修道院还可以把钱借给王公贵族,收取一定的利息,银行的雏形初现。

  从现在来看,中世纪是体现管理精神最全面的时代,用理性的方式追求感性的至高无上。然而,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给了公司,但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技能。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

  在机器文明中,个体被宣告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也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时,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因此,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出了“过度组织化”的观点。

  所谓“组织化”,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实现可操控的幻想。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中间管理层的出现也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梅奥的霍桑实验,有福列特发出的“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的呼吁。在实操层面,出现了“协同”思维,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但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组织反而越来越臃肿。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

  复苏精神

  在信息时代,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信息和流程相结合,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人”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

  金字塔组织是宗教理性思维的折射,从底端到顶端的权力分布方式,等同于对上帝的认知路径。越往上走,能运用理性的人就越少。而最早把人类从理性泥潭中带出来的是尼采。他用“上帝死了”来唤醒人们,作为理性目标的上帝早就被世俗化了,价值理性失败了。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权分子把理性的另一面—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纳粹对欧洲发动闪电战的前半年,青年德鲁克写了一本叫《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奇书。他在书中为后来的“知识社会”埋下了伏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

  其实,在管理的這条线索中,感性一直没能完成回归,组织也一直在价值理性的层面踌躇。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在宗教之外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媒介收纳理性和感性这对矛盾。而人只有成为知识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精神主体,而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以修道院为主体的农耕时代了。在宗教无法制定秩序之后,知识接过了权杖,而知识本身又杂糅了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

  管理的任务

  在大部分人眼里,管理是一个完全不用讨论的词汇。身处组织之中,就必然要通过“管理”来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因此才会有管理学者说“管理要对运营负责”。然而,在历史长河中,管理一直被作为工具进行讨论。从“管理的精神”开始,我们希望通过把有关于“人”的内容赋予这个人们眼中的“工具”,让管理以思想的形态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

  事实也足以证明,管理概念的缘起本就是思想成果的延续,它身上肩负的使命远不是“把人组织到一起”这么简单。它最重要的任务是打破组织的乌托邦,为“知识人”在社会秩序中遨游提供指导和帮助。

  乌托邦式的组织

  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阿道斯·赫胥黎从人口膨胀和科技肆无忌惮地发展导致的过度组织化出发,认为我们正在义无返顾地向着依赖独裁和精密控制搭建起的“美丽新世界”进发。

  “美丽”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在墨索里尼统治期间,意大利的妇人们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啊,生活秩序井井有条,每个人在一个统一指令下各司其职。火车不再晚点,主要街道上看不到乞丐,意大利拥有南大西洋最快的轮船和最宽的马路。德鲁克认为,这就是极权社会的“优势”,把原子论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看不到新秩序的崛起,却看到了旧秩序的衰亡。

  赫胥黎对乌托邦的态度极其悲观。他认为,当独裁者具备了科学能力之后,极权社会将完全无解,即使是教育也无能为力。

  单从文本角度来看,德鲁克和赫胥黎是保持相同批判立场的。

  赫胥黎认为,强调整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社会新伦理,正在取代强调个体价值至上的社会旧伦理。在这套新伦理体系中,个体要通过自我调节,不断适应更高的集体要求。原子化的个人聚集到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白蚁集群那样,成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社会不过是一个个组织,个体没有生命感,没有存在价值的组织而已。在这样的组织里,存在的只有工具价值。

  而德鲁克并不认为存在着新的社会伦理。相反,同样是对极权社会的观察和警惕,德鲁克提出新秩序和新信条的缺失,正是法西斯上台的主要原因。“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造成这些秩序崩溃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是:欧洲群众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彻底崩溃。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建立新秩序”。

  随着欧洲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公司相继涌现。一开始,人们认为生产单位的扩大可以带来无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进而带来相应权力的扩大。但事实却是,大公司特有的层级制度,造就了一大批“中间的特权层”。而这种层级制度似乎带来了社会的空前稳定,而人们幻想的新秩序并没有到来。

  亨利·福特带给了欧洲极大的表率作用。一方面人们渴望随着机器化生产获得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深知基于机器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带来自由和平等。焦虑的情绪蔓延在欧洲大陆上空。“经济人”的末世正在到来。

  从在心灵层面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灵性人”,到从智识层面追求的“智性人”,再到在政治层面追求的“政治人”,最后到“经济人”,自由和平等范围越来越窄,逐渐收缩到了经济领域。然而,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和工业化进程却给了自由和平等一记闷棍。加之基督教在政治舞台上的不断衰落,人们找不到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在机器中与周遭隔离,他们和社会失去了理性的关系。同时,他们又无法接受机器的意志和目的,遂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流浪者”。

  没有了“自由和平等”作为目标,理性秩序的基础就不存在,极权的野蛮生长就正当时。

  过度组织化

  本是流浪汉的希特勒深知如何聚集并发动“流浪汉”。既然新秩序没有到来,旧秩序又不存在了,那不如捏造一个外表酷似新秩序的超级组织。用“组织”来收留他们,用统一的行政指令约束他们,用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洗脑术驯化他们。

  因为大家没有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性的秩序信仰,所以要通过组织把人们收编,告诉他们要反对一切组织所反对的,拥护一切组织所拥护的。于是,纳粹打造了一个空心化的组织,以宣扬新秩序为名,以不断制造新组织为实,来实现控制。组织随即成为了极权操纵民众的有效手段。

  而极权组织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万能的“领袖”。这位领袖超越了人类,它就像是神的化身,他脑子里的欲望就是民众的秩序,他一手制造的帝国往往在接近完美时崩溃。但就是这样一位神,也逃脱不了自我制裁的后果。

  德鲁克说,“一个以组织而非秩序和信条作为基础的制度,如果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产生严重的后果,就表示它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上也有致命的弱点。”道理不难理解。组织不是人的目的,人才是人的目的。如果一个人加入组织后,发现自己不过是组织的手段或者工具,价值观将荡然无存。在任何社会制度中,组织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成为自己的路径和发现自己的结果。

  “知识人”的未来

  “在缺乏真正秩序的情况下,民众用组织来替代秩序;在没有神可以崇拜、没有关于人的概念值得遵循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膜拜恶魔。这些现象强烈显示了:民众急需一个秩序、一个信仰以及一个理性的人的概念。”

  上世纪40年代,德鲁克把“管理学”开宗立派,上世纪60年代末提出知识社会,两者相加便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人只有在知识社会中,才有可能成为自身的目的。知识而非经济基础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时,经济的平等和自由才会真的到来。

  在经历了断裂的年代后,知识时代的人应该被称为“知识人”,他们不会被组织困住。因为“知识人”心中有明确的信条,而且这个信条必须由单一的组织承载或者兑现,那就是专业技能。

  作为专业的管理在此时出现,无疑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色彩。它是属于知识社会的,但又是超越组织的。它的目的不是变着花样打造一个又一个没有生机的机器,而是把人之所有归还给人,而组织则从目的也变回到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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